汉世祖 - 康宗篇10 老臣迟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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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:本章水。
    平康四年秋九月朔,延禧驿外的官道边,前尚书令张齐贤即将踏上离京的旅途。
    暮霭沉沉,秦天寥阔,瑟瑟秋风当面,雪白的须发肆意飘动。胡音阵阵,马鸣萧萧,西京大驿的繁荣气象,也难以带走张齐贤老脸上的丝丝凄迷。
    已是六八高龄的老人,本不该如此失意,但望着前方的失意之途,蓦然发现,自己并非世事洞察,心中仍旧涌现出无限的唏嘘与怅惘。
    张齐贤被罢相的原因很简单,以中秋御宴上,醉酒失仪,险些冒犯圣躬,先是罚其闭门自省,没几日便夺其尚书令职。
    当然,这是表面呈现出的东西,根本原因,还在于皇帝刘文澎对朝政影响的加强,并且加大了对张齐贤为代表的这些“钦命辅臣”的排挤与打压。
    而比起鲁王之黜落出京就国,张齐贤的罢相就没有经历太激烈的对抗与斗争了,甚至显得水到渠成,同时,这其中也未必没有张齐贤主动求退的意思。
    一方面,张齐贤本人已然年老,说是风烛残年也不为过,精力不济是必然的,面对朝野内外纷繁复杂的政务与人心已然力不从心,又如何再抵挡来自皇帝的针对?
    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在于,张老相公心疲了。辅政的这近四年时间里,张齐贤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,实则只做了一件事,那便是延续太宗皇帝的“雍熙之政”,在朝廷内部此起彼伏的各种争端之中,他所有的决策与行动,都是站在这一基本立场上的。
    相比于李沆、吕蒙正等人还有一些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抱负,张齐贤更像是“雍熙之政”的最后一个守望者,悉心维持,苦苦支撑,因此,过去的四年,是完全可以称之为“后雍熙时代”的。
    但到如今,那种局面显然是维持不下去了,皇帝是平康皇帝,却要让帝国自上而下都保持雍熙时代的风貌,这不只是在为难皇帝,也是在为难自己以及其他统治阶级,也不现实,更不符合“客观规律”。
    当内心仅剩的坚持都行将破灭之际,再让张齐贤占据首相之位,别说皇帝受不了,就是张齐贤自己都没有继续逗留的心了。而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阙,固然有些伤及颜面,却也未必不是个好的结局。
    何况,与鲁王刘暧不同,刘文澎还是给了他基本的体面,让他以司空衔致仕,同时于张齐贤故乡曹州敕建一座曹阳伯府,作为他今后养老之所。(张齐贤于雍熙十四年,被太宗皇帝赐爵一等曹阳伯)
    不管如何,张齐贤的收场,要多了那么一丝仁德,皇帝刘文澎也头一次没有由着性子来,出人意料地给了帝国首相的一份尊重。
    不过,致仕后的张齐贤并没有第一时间东归曹州休养,而是选择西行,原因有二。一是其次子张宗诲在延州当知州,虽然在弹压地方、平复骚乱上很有手腕,任上也有不少业绩,但此前也屡屡传出一些扰民行为以及个人作风问题,这让一世英明的张齐贤脸上无光,想亲眼去看看。
    其二则是张齐贤打算对大西北再进行一次考察,如今脱离了相位的限制,得到空暇,他要对此前治政过程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一番总结。
    对于大西北,从世祖皇帝起,就一向格外重视,深以为虑,毕竟曾经失落于中国两百年,在饱受吐蕃、回鹘等蛮邦夷国的侵蚀后,汉家文明想要恢复文明、重新扎根不难,但要清除那些历史遗留问题,尤其是一些隐藏于汉化的之下,表面顺汉,实则反汉的一些问题,风俗问题,民族问题,以及宗教问题。
    往前倒推四十年,即便抛开西征带来的影响,西北都是大汉帝国最不安稳的地方,也是朝廷重点经营巩固的区域,从世祖到太宗,乃至现如今,都是如此。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资源,耗费的国力,也要超过漠南、辽东、西南诸方向。
    在这个过程中,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,不管发生了多少乱子,又被朝廷折腾得多厉害,又进行了怎样的清洗,“西北系”的勋贵、官僚都是帝国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派系,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,永远不缺乏他们活跃的身影。
    同时,西北系或许也是帝国最开放、最不排外的一个派系,因为众多勋贵、官僚本身就属于“外来者”,而过去几十年,西北的政治领袖们,如卢多逊、王佑、王明等,无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。
    几十年来,自道司以下,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,在经过大西北的艰苦磨砺之后,脱胎换骨,成为帝国的栋梁与榱桷。
    而张齐贤,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,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经历,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宝贵的一份资源。在朝,张齐贤或许难以压制住众多的势力,但在西北派系,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统内,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。
    并且,自榆林之乱以来,更准确得讲应该是朝廷全面停罢西征大政,整饬弊政,改革民生以来,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大乱子了。
    对此,张齐贤既欣喜,又不免心存隐忧,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了,作为帝国民族成分、风俗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,这里天然就存在动荡与骚乱的因子。
    脱离了西北多年的张齐贤,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,尤其在皇帝刘文澎不大让人放心的情况下。
    如此,便促成了他晚年的这次西行,他入仕四十余年,为国为民,辛苦了一辈子,早就习惯了,真让他晚年默默垂老,直至离世,那也是做不到的。
    而张齐贤在晚年的这次西行经历,最后被他写成了一本书:《饶阳公西游记》。
    从后世来看,这不仅是一份考察旅游记录,更是一本政治见闻,涉及到整个西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民生的描述,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张齐贤在治国方面的经验与思考,极大地呈现了张齐贤在雍熙时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对大汉帝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的重大影响,从中也反应出大量“开宝盛世”与“雍熙之治”的情况,对史学家们研究“开雍盛世”极有价值......
    回到延禧驿外,陪同张齐贤西行的,只有僮仆护卫五六名,以及小儿子张宗信,而前来给他送行的,只有两人,财政使李沆与左副都御史鲁宗道。当然,作为前首相,还不至于如此凄凉,只不过张齐贤走得突然,刻意避免。
    财政使李沆就不用多说了,鲁宗道乃是朝中有名的谏臣,素有“小王禹偁”的名声,因为直言敢谏,明法严律,得罪了不少人,张齐贤算是其恩师,在朝中也多有维护。
    “太初兄,老朽当了这个逃兵,愧对先帝,汗颜无地,朝中之事,今后就多仰仗兄了,望小心行事,善加珍重!”收起老脸上的凄迷之色,张齐贤向同样须发灰白、一身常服的李沆拱手一拜,郑重说道。
    李沆还是那副儒雅的风度,即便白发苍苍,依旧泰然自若,不动如山。感受到张齐贤那复杂的心绪,拱手回礼,分外从容地应道:“师亮兄言重了!我亦饱受世祖、太宗两代先帝隆恩,此志不改,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,如此而已......”
    “太初兄器量恢弘,我不如也!”听其言,张齐贤惭愧一笑。
    言罢,又扭头看着即便送行也表情刻板的鲁宗道,略作思忖,抬指道:“贯之,你刚正敢言,嫉恶少容,朝廷需要你这样的忠直之士,就是缺乏一些变通。只盼你日后遇事,能多些机变,如此方可长久!”
    面对张齐贤的告诫,鲁宗道的表情松弛了些,爽朗一笑,话还是那般直:“相公当知,鲁宗道进谏,不莠言,不欺君,事事以公,务实求正。若事谏言之虚名,抑或惧不敢言,做那昏昏之徒,不若辞官,回乡教书。
    何况,天子不如祖宗之英明神武,正需忠言善谏规劝,若我等臣子不发声,岂不让小人得逞?”
    鲁宗道显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人,见他那一副慨然,满脸正色,张齐贤也不好再叮嘱他的为政处世哲学了,强行教诲,或许还会伤及师生之谊。
    “珍重!”
    最终,以一声饱含深情的道别,结束了这场静悄悄的送行。三人都是饱学之士,但一没折柳,二没吟诗,张齐贤就这么走了,离开他待了近二十年的京畿。
    不过,在登上车辕时,张齐贤仍不禁回望,视线极处,西京雄壮,乾元高耸,即将远离之际,老相公心头实则依旧惦念着庙堂,挂怀着皇帝,同时,迷离的目光中,也包含着一丝对帝国未来的隐忧。
    对皇帝刘文澎,张齐贤显然是不那么放心,就更别提“信心”二字了。但不管如何,脱离了那个位置,他能对大汉帝国施加的影响力,也就微乎其微了。
    只能默默地祈祷,皇帝在亲政之后,能够有所改变,少些折腾,不要败坏了世祖、太宗两代帝王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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